——景育民

      本世纪初中国城市文化建设在经济复苏的推动下迅速发展，城市雕塑建设开始以多样化的形态出现在城市、乡镇。公共艺术的概念已经不再陌生而越发变得时尚。城市文化建设逐渐体现时代的关注点与公民的心理诉求，乃至思考当代人所处环境与生存状态。这种思考产生于城市的工业化盲动和人类与生态的失衡与矛盾。人们开始审视自我，开始自律，进而从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愚昧中觉醒。改变人们的生存方式，改变人对自然的态度，自觉地放弃人对自然的轻视与过度贪婪，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努力让生态理念成为公民的自觉。唤醒当代人对东方传统 “天人合一”理念的失忆。公共文化空间的公共艺术作品如何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精神，我以为当下的公共艺术创作就这一方面的努力尚显不够，形式和生态理念恰当结合的公共艺术作品，成为城市文化空间的期待。
      传统意义的城市雕塑带有鲜明的审美愉悦性与本体自律性，人们在面对这些作品的时候更多的是站在“他者”的角度去观赏，我以为这未能触及公共艺术所要表达的深层内涵与当代意义。我的近作《生·态NO.1(行囊)》体现了对待生命和环境的思考及公共空间创作语境的创新，灵感源于长春的艺术家朋友殷晓峰先生的馈赠。一次学术活动后殷先生送给我一只高端的国际品牌提包，它体现了消费文化时代的身份感和物质性。而后我在频繁的行程中经常在思索这样一个包裹所隐喻着的某些问题：品牌提包作为消费文化符号和工业文明的产物体现着人的奢华，装载着人的欲望。而工业文明成果往往伴随着对自然生态的伤害。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宣传口号说明发展中的中国已经明显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提出未来城市发展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理念。由于我近年来在创作中一直思考着人、艺术与自然的关系，人、艺术与城市的关系，人、艺术与时间的关系。于是品牌包从个人的私密物转变为大众共享并带有普世性公共艺术的可能性便推进了《行囊》的创作启程。

《行囊》

      本世纪初中国城市文化建设在经济复苏的推动下迅速发展，城市雕塑建设开始以多样化的形态出现在城市、乡镇。公共艺术的概念已经不再陌生而越发变得时尚。城市文化建设逐渐体现时代的关注点与公民的心理诉求，乃至思考当代人所处环境与生存状态。这种思考产生于城市的工业化盲动和人类与生态的失衡与矛盾。人们开始审视自我，开始自律，进而从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愚昧中觉醒。改变人们的生存方式，改变人对自然的态度，自觉地放弃人对自然的轻视与过度贪婪，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努力让生态理念成为公民的自觉。唤醒当代人对东方传统 “天人合一”理念的失忆。公共文化空间的公共艺术作品如何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精神，我以为当下的公共艺术创作就这一方面的努力尚显不够，形式和生态理念恰当结合的公共艺术作品，成为城市文化空间的期待。
      传统意义的城市雕塑带有鲜明的审美愉悦性与本体自律性，人们在面对这些作品的时候更多的是站在“他者”的角度去观赏，我以为这未能触及公共艺术所要表达的深层内涵与当代意义。我的近作《生·态NO.1(行囊)》体现了对待生命和环境的思考及公共空间创作语境的创新，灵感源于长春的艺术家朋友殷晓峰先生的馈赠。一次学术活动后殷先生送给我一只高端的国际品牌提包，它体现了消费文化时代的身份感和物质性。而后我在频繁的行程中经常在思索这样一个包裹所隐喻着的某些问题：品牌提包作为消费文化符号和工业文明的产物体现着人的奢华，装载着人的欲望。而工业文明成果往往伴随着对自然生态的伤害。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宣传口号说明发展中的中国已经明显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提出未来城市发展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理念。由于我近年来在创作中一直思考着人、艺术与自然的关系，人、艺术与城市的关系，人、艺术与时间的关系。于是品牌包从个人的私密物转变为大众共享并带有普世性公共艺术的可能性便推进了《行囊》的创作启程。
      当代生活中，艺术介入公共空间的方式丰富多样。奥古斯都·罗丹（法）曾说过“艺术是思考，它通过探索大自然所具有天赐神韵而获得精神愉悦。”[ 《公共艺术》2012年2月总第一七期，第38页]我的公共艺术作品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如何恰当的将艺术融入自然元素介入当下公共生活并给人启迪。公共艺术在当代生活环境下有着多种阐述可能性，而这种可能首先来源于对当代公共艺术相关因素的综合考量。
    《行囊》这件作品希望呈现给大家的是一种有关“行动的艺术”的观念。行囊乃空包，可谓“容器”，每到一个城市都承载着我对这个城市的热情和期待，同时它也是“行走”的、移动的。它在这个城市驻足之后会随着行囊背后N个城市行走记录的不断添加而扩展着作品的信息含量。区别于传统的定位方式，而以位移的状态成为典型的“行动的公共艺术”。上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家邸乃壮的《大地走红》体现了“行动的公共艺术”这一概念，他用很多红伞在一个地方展出以后折叠起来到另一个地方继续展出，将行为性加入到当代艺术中成为彼时的艺术新闻。由于作品不能长久落成，随着红伞从甲地飘向乙地至今已经逐渐成为少数人淡淡的记忆。而《行囊》则驻足于一个城市并栽种城市的花草构成一个别样景观参与到该城的日常生活之中“行动”的概念则具有象征意义，只是记载了一个城市的态度，获得了一个回应。它的“重生”则带着一个又一个城市记录和生命信息走向下一个城市，传递和普及着人类文明进程中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共同理念。
    《行囊》的材料思考采用了有机和无机相互结合的生长雕塑的二元概念。“行囊”本身是由无机世界的不锈钢所构成，但是其内部的土壤和植物却是有机的生长物质，这些花草随着季节的变换进入到生态轮回的状态，由旺盛到休眠到复苏到返青再到热烈的绽放。时间的变化在作品中得到了体现，强调了生命、时间的维度（时间也是材料）。不锈钢制作的包裹又和自然物有着意义上的相对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不锈钢是工业文明的产物而曾经对自然生态造成的破坏在这件作品当中矛盾得到了调解，体现了人对自然环境的谦卑。其二，从物理层面讲，不锈钢材料能抵御土壤和水分的侵蚀保持其视觉观赏性。 第七届卡塞尔文献展，德国艺术家博伊斯的《7000棵橡树》是他在环境和生态保护背景下的先锋性创作。《7000棵橡树-非市政部门组织的城市绿化》是一件地景艺术作品，在市民的帮助下他在城市的不同地点将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然材料成对“种植”，把生长和化石两种自然过程的对照呈现在人们眼前。博伊斯把有机的生长看作是一种隐喻，在他看来，这是对日益远离自然环境的社会必要的改良和救治过程。中国当代公共艺术的开拓者之一孙振华博士于深圳改革开放30年所做的观念性创作方案《改革开放纪念碑》即种植30棵大榕树也传达了类似理念，当时引发了深圳市不小的震动。有媒体第一时间咨询我的看法，我认为；树木也是雕塑材料，而这个方案表现了深圳的改革开放从破土到成长至枝繁叶茂的无限生命力，同时改革开放就是对旧观念的颠覆，而获得重生。摒弃传统材料并启用全新的生态材料（树木）营造一个生命的空间本身就具有改革创新的双重意义！但是“生长的”材料+观念创作在中国的体制化评价体系面前其夭折是可以预期的。传统雕塑材料主要是石、木、陶、后来又出现了金属。在材料学的概念里，我们往往是把材料看作艺术作品的载体而忽略了材料本身的“意指”。但是，在当代艺术中所有媒材都有可能构成作品语言系统中的重要媒介，材料的话语价值非常重要。《行囊》中生长的植物和静止的不锈钢都是传递信息的材料主体。

《行囊》

      公共艺术在三维形态上的展示和组合不应该仅仅止步于外在形态，而应该也可以提升到精神层面。当我们真正进入社区、空间、环境的时候作品就产生了场所的文化意义，形成“场域”精神。《行囊》被置放在路边的一块绿地里，让大家在不经意间发现一个被放大的材料化的日常用品，人们在不断地接近它，感受一种不寻常的物我关系。这种日常用品被放大化既近似又有别于克莱斯·奥登伯格（美）的概念。奥登伯格将日常用品放大，改变了人与物的固有关系，颠覆了传统的视觉经验，使人产生敬畏、陌生之感，将平凡事物转化成一种壮丽的奇观。《行囊》的放大则出于另外一种考虑：通过“放大”这种方式，让人们对这种日常包裹产生重视与关注。包裹承载的是物质，随着物质的增加，人类的包裹越撑越大，欲望也越变越大，生态则愈发不堪重负，我们所要思考的是：丢掉过多的欲望而回归朴素并“与绿色同行”。从长春到N个城市是寄托着一种由长春出发并且继续扩展下去的“绿色生态”理念与人类文明的主张。
      在今年2月出版的《公共艺术》期刊中，我读到伊丽莎白·厄本豪尔德女士《公共艺术的形式、功能和意义》的文章，她从公共艺术的综合性、干扰性、参与性、执行性、想象力这五方面阐述了公共艺术方法论涉及的诸多方面，这种创作思维我非常认同。结合《行囊》的创作我以为比较有价值的观点是：以自我的方式巧用风景作为原料；结合环境和人类活动使用非本土的人造材料；个人与大地建立联系，加入观念主义替代文字唤起感官体验；用动态的和相互作用的方式来探索自然，批评工业发展、城市开垦、大批量农产品市场以及科技对于自然过程的干涉，具有可塑性和表演性；大地被赋予观念性、隐喻性和意味性。[ 《公共艺术》2012年2月总第一七期，第44页]当代中国公共艺术作品的样式如何拓展，我觉得这是需要诸多有志者共同探讨和研究的课题。怎样在公共艺术实践当中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并实施。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作品来体现我们的时代精神这是我近年来的努力方向。
      《行囊》的上路首先要感谢长春市政府及有关方面给予的认同与支持，这个城市已举办两届世界雕塑大会，十三届国际雕塑大展，见多识广。许多官员与市民参与，见证着长春逐渐成长为世界雕塑之都的历程，并孕育出长春城市特有的雕塑文化，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从长春出发既是智慧更是必然。而随后的芜湖（安徽），(怀柔)北京，南昌（江西），青岛（山东）,北戴河（河北），平潭（福建），重庆，等城市已完成或签约加入了行程。并且若干国内外城市正在意向中，这些城市的态度给我以感动！创作尽管艰辛，但是能够给城市文化及人类文明发展带来一些“美的建议”，用艺术的话语方式激活公众对生态环境的正能量关注，这是我创作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