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青年艺术家杨方伟

      杨方伟，1979年生于四川西昌。2008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油画专业，获硕士学位。

      杨方伟的作品从2001年的《城市风景——白河》到2008年的《溯源》、2009年的《巴别塔》，再到近年的《迷雾》、《思想者》，在绘画语言和叙事内容上都有所改变。多重的叙事结构，矛盾、冲突的异质性画面，成为现在主要的绘画语言。

      杨方伟的画以象征的叙事，非线性的场景，超现实的意象和表现的语言，去捕捉现实和记忆中的碎片，表达了个人在当下的生存体验，隐喻了对消费主义时代意识形态的反讽，呈现出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社会转型所经历的现代性分裂，以及对文化身份的追问和对生存意义的沉思。

      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画像一面镜子。”通过取现实生活和记忆中的碎片，综合成画境，以此来映射我们的生活。这种与生活无限贴近，又保持疏离的叙事方式，给人一种熟悉而陌生的视觉效果。把不同的景物，不同身份的人物，共时性并置于同一画面。其荒诞的情境，加上旧胶片般的色调，于是，自然而然地生成一种感伤的气质。

      2010年以前，杨方伟的作品关注的是：消费主义时代下人们的精神状态，尤其是80后这一代。因为80后一代人的成长，经历了中国社会从高度同一的意识形态，到以消费主义为内容的“后意识形态”的转型。杨方伟敏感的触及到了这种社会历史的转变所带来的问题，像个旁观者一样，以绘画的方式去记录和表达这个时代的痕迹。的确，80后一代是被历史的车轮碾过的一代。当浩浩荡荡的消费盛宴曲终人散时，我们能留给自己的是什么？

      2010年杨方伟随导师何工去美国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学术交流展。这次海外的学习交流经历，直接触发了杨方伟的作品转向“橙色时期”，开始关注于对地缘政治、文化身份，以及自我主体定位的思考和探索。

      不一样的文化语境，必然会给人不一样的现实视角。从而会被动的生发出时间上、空间上、心理上的错置。于是，杨方伟创作了2012年到2013年的那批作品——“云景绵延”。较之早期的作品，“云景绵延”系列作品的画面图像变得更加丰富。杨方伟将来源于现实、生活，以及记忆中的碎片予以重新整合，重视个人符号的营建。更重要的是，杨方伟强化了个人绘画语言的表现特质。这一改变不仅增强了作品的视觉张力，也让情绪的表达更具感染力。

      不难看出，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从早期作品中炫目的那抹橘色到近期作品中那一缕漂浮的烟云，杨方伟正在历经着一种蜕变。

采访实录：

记者：您好，您可以谈谈您一直坚持绘画的心理路程吗？

杨方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过程。我很喜欢手工制作的绘画方式，就是觉得绘画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当然，作为绘画者在创作的过程中一定是经历了波折、起伏、转型，以及自我绘画方式的一些改变。这其实也是一种自我认知的过程。

记者：在中国几乎所有的艺术家都是从学院走出来的。您也是四川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关于学院教育对艺术家的影响这一块，您是怎么看的？

杨方伟：学院的教育于我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学院”是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每个人都有机会去选择、去争取，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个人化的方式。学院可以教给学生有效的技术方法和思维方式，但是没有办法替代学生去扩展个体体验，反过来讲这也是学生应该思考的问题。

记者：我看到您的资料，您参加过2010年在美国举办的一个学术交流展，您能谈谈参加这种国际艺术活动的感受吗？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中外艺术生态有哪些个中差异？

杨方伟：2010年，何工老师带我们到美国参加了一个学术交流展，我去美国待了一个月。那一个月我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感触比较深，很真切地感觉自己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美国有很自由的艺术氛围和生态。美术馆是一个最重要的艺术平台。它不仅很好地实践着对艺术史的收藏、梳理、呈现，而且承担了对大众的公共艺术教育。无论从展示出来的艺术品本身，还是美术馆，甚至观众的状态，我们都能感受到他们艺术态度的热诚。我们到纽约的时候，刚好是9·11九周年的时候，我从住地步行走到世贸大厦遗址“归零点”。当时在现场的心理感受，相较2001年在电视上看到9·11新闻报道时，反差很大。这种内在的体验引发了我对地缘政治、人性关怀的思考。这种心理上的触动非常强烈，于是有了我后来的一批作品。

记者：您的作品从早期2010年的“橙色系列”到2012年的“烟云系列”，无论在色彩上，还是在叙事的内容上都发生了一些改变。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因素触发了您的这种转变吗？

杨方伟：最直接的原因其实是年龄，也与经历相关。之前，身上更多的是表现主义的激情。早期，橙色就是我的一种情绪表达。扭曲的形体，焦动的笔触。当时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愤怒在身体里撞击，想要与过去的程式化划清界限。于是，我选择了橙色作为我的一个绘画元素。因为在中国人的普遍审美中，橙色不易被接受。但是，正因为这种颜色不易被接受，我反而觉得它能够表达我当时的情绪，满足我表现的欲望。为什么说跟经历相关呢？最早读研的时候，我的工作室在老蓝顶。后来毕业了，就去了高地，并且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在高地那种安静的、半封闭式的创作环境，其实对艺术家是有好处的。可以说，是那种环境，帮助我在艺术创作的路上继续前行。慢慢地，我感觉到自己在不断地沉淀，能更好地去思考和审视一些问题。我想，这也是我的绘画从“橙色调”转向“灰色调”的原因之一。

记者：您的绘画作品被评论为“现实主义视角叠加的多重叙事方式”，似乎您一直关注更多的是社会性的问题，有一种人文关怀在里面。是不是中国的艺术家都更容易陷入到一种社会责任感之中，作为艺术家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方伟：不一定只是人文关怀、也可以是批判、调侃，甚至表达愤怒。艺术家要敏感的感觉到社会文化的转变，再由自己的艺术处理将其表达出来。这中间很重要的就是艺术家要找到自身的特点和发展方式。我们这个时代要求艺术家要独立，有个性，其实也更自由。艺术不是为了形式而形式，形式只是为了更好地去表达艺术家想法的一个载体。

记者：2013年，成都名堂艺术基金携手成都千高原艺术空间为您举办了一场“杨方伟作品分享会”。在分享会上，您参与制作的作品展示CD“云景绵延”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您为什么在CD里会选择烟云来营造您作品的氛围，这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杨方伟：烟云是我那个阶段绘画中偶然出现的元素。说偶然呢，也不尽然。它仿佛契合了我心理的某种东西——就是当下的那种不确定性。我选择保留这种烟云的元素。我们今天的经济可以说是呈几何倍数的在增长。然而，有生长就有幻灭。恰恰是这种飞速的发展，盛大空前的消费社会，导致了我们精神内在的变弱，作为个体感到十分的渺小漂浮。同时，这也暗示着铿锵的现实终究如过眼云烟，此消彼长。

记者：很多人看您的画都会感受到一种“荒诞”，您对自己作品中的“荒诞感”怎么看？

杨方伟：我的画其实就像一面镜子。它是我们生活的映射。简单地说，它并不是一种看图说话，而是一种编码和解码的过程。观众需要感觉到那种情绪。因为情绪是绘画的推动性力量。然后，才是图像语言。通过图像、符号之间的关系制造出具有象征性、隐喻性的场景。比如，我的“桃花源”这幅作品，用荒诞的场景和象征性的图像符号暗示出异化的现实世界。在这种荒诞、扭曲、变形的怪诞世界中和充满诗意与想象的“桃花源”形成强烈的对照，从而引发我们的思考。

记者：如果您作为自己画展的策展人，您觉得怎样的环境可以更好的呈现您作品的气场，您理想中的展厅是什么状态？

杨方伟：我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可能的话希望是比较单纯的展示空间，不需要太大，最好是相对封闭的空间。然后，整体的光线暗一点，运用点光源来呼应作品，营造出一种安静的光线氛围。让观众能更静谧的把注意力放在作品上。如果是个展或者与很多新媒体艺术一起的群展，可能会考虑做一些影像来配合展览现场的效果。

（采访：樊平）